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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啟章專欄:同情與想像

21.11.2019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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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的《同情》,是一篇行文簡單,但意思深刻的散文。他在文中首先講述了一些和長子大江光的共同經歷,坦誠地告白身為父親的自己的不足。因為兒子有天生智力問題,很難直接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想法。父親有時忽略了兒子的狀況,沒有充分體察他的感受,因而闖出了一些小禍。

接着大江談到明治時期俳句詩人正岡子規的患病經歷。子規因為肺結核而長期臥床,終年三十四歲。在他的最後日記《仰臥漫錄》中,有關於照顧他的妹妹的批評—健全者就算慷慨負起照顧殘疾者的責任,但如果疏於體諒對方,依然會造成病人的痛苦。當然,子規自己也是個有脾氣的病人,(但誰生病不會脾氣變差?)所以也不能完全怪責妹妹,但這的確是一記提醒——幫助者不要忘記同情受助者的處境。

子規在日記裏用上了「同情」一詞,當然不是由上而下的憐憫的意思。大江接着更精確地發揮說:「我認為子規所說的『同情』一詞的含義,是指以自身的主動的心態去積極地猜測對方內心的這樣的一種力量。這樣一來,子規的『同情』,很接近像我這樣的在文學領域中工作的人最注重的『想像力』。若將這『想像力』重新與看護工作相對照的話,就會想起盧梭在《愛彌兒》中講述的有關教育的話:『只有一個人的想像力才能使我們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大江的詮釋擴展了我們對想像力的理解。當我們說一部作品很有想像力,通常是指構思天馬行空,令人嘆為觀止。科幻、奇幻、神怪、武俠等類型,最容易贏得想像力豐富的美譽。很少人會覺得,寫實文學或者描寫日常生活的作品,是需要想像力的。人們會認為,這類作品只需觀察力和描繪力,無需多加想像,就好像舉起一面鏡子一樣,把事情如實地反映出來就可以。但大江對想像力的概念,很明顯也包含後者。就好像他以患有智力障礙的兒子為題材,雖然是身邊至為熟悉的親人,又是最日常不過的內容,但也需要高度的想像力,才能設想對方的處境。

大江的說法不但跟創作者有關,對讀者也同樣重要,因為他說出了文學的本質。通過文學,我們想像他人;通過想像他人,我們同情他人的感受。也可以反過來說,我們通過培養同情的能力,去增強我們的想像力。這是一個文學信念,也是文學的存在價值。文學創作和閱讀,對於擴大和深化人的同情或想像的能力,同樣重要。

不過,這個信念必然會遇到局限或障礙。我們不能無限誇大文學或藝術的感染力。在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是不受文學或藝術感染的。有些自稱愛好藝術的人,很可能對藝術有很豐富的知識,但他們所好的只是名家的技法、名作的光環,甚至是等而下之的金錢價值。對於藝術的想像和同情的本質,他們是一點感覺也沒有的。另外,也有很多人無論從哪一方面都對藝術沒有興趣。而這類人佔大多數。樂觀地說,我們希望這些人只是因為缺乏接觸和欣賞藝術的機會,而產生這樣的冷漠。這個狀況可以通過教育去改善。但是,我恐怕在人類之中,擁有普遍的同情心和想像力的人,始終是少數。

究竟同情心和想像力是人生而有之的本性,還是後天或環境影響的結果,是個爭議不斷的哲學問題。一個人亦可以對某些人有同情心,而對另一些沒有。這種情況在立場嚴重分歧的情況下最為明顯,甚至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同情」,兩者的想像空間也因此受到了限定和約束。在極端的情況下,對己方的同情會演變成對他方的仇恨。

借用大江健三郎的定義,我們可以反向地解釋,所謂「仇恨」,就是「以主動的心態積極地拒絕理解對方內心的一種力量」。仇恨會產生負面的想像力,即不斷想像對方的惡。這種想像力當然和前面所說的想像力不同。它沒有促成同情和諒解,反而造成分歧和對立。所以,正確來說應該稱為妄想力。

這並不是說,最終我們必須把公義和是非相對化。也不是天真地以為,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惡。(相反,絕對的善則比較罕有,很可能只有聖人可以做到。)這只能說明,同情和對錯沒有完全對等的關係,但同情對善惡有差別之分。惡比善更難理解,也更難同情,甚至有不可能同情的情況。但對待惡,我們要避免陷入仇恨,因為仇恨是孕育惡的溫床。

回到文學的問題,就算作家不是聖人,他寫作的時候,也必須盡力摒棄仇恨,堅持對任何人物寄予同情(但不必是認同),縱使這是艱難的,甚至是痛苦的。如果有不能這樣做的對象,就不要去寫他。文學不是法庭,我們有權批判,但我們無權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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