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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麗珠專欄:揹着城巿到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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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揹着自己的城巿,到吉隆坡參與花蹤文學獎評審,以及「記憶與書寫」座談。飛機在八號颱風掠過這裏的次天起飛,從風雨中航向另一座炎熱而晴朗的島。我以為到達異地後身軀會一如以往進入離家的緊繃狀態,卻意外地感到鬆弛。只有在一個陌生的地方,我才可以把附在背上已有兩個多月的城巿暫時放在旅館房間的沙發上,然後和其他作家出去聚餐。

桌上放滿精緻美味的娘惹菜。他們在荳蔻茶和烤魚之間,談到反修例的抗爭。台灣作家說,為了察看抗爭的情況,她從台北跑到上環和元朗,午夜時份,街上的一個陌生男人臉帶怒意朝她吐口水。馬來西亞的記者說,他們因為反修例事件在報章做了一個關於在抗爭中突破防線的專題,探討何謂暴力,何謂積極爭取和發聲等,種種抗爭的可能性,卻收到許多讀者的怒罵,威脅要報館辭退記者。另一位台灣作家說,看見反修例的抗爭,覺得21世紀才真正開始。我問為什麼。她說,以往的許多年,那些壓抑的聲音彷彿被收在一個玻璃瓶裏埋在泥土之下,一直生長,某天,再被巨浪沖出來,瓶子爆破,所有矛盾曝露在陽光下。我問馬來西亞作家,為何他們如此關注香港的事。她想了一下說,馬來西亞的華人也是離散的一代,她因而能明白作為少數和弱勢,被強權擠壓的處境。在言語和笑聲之間,我彷彿成了一個局外人,看着他們談論已被我暫時寄存在旅館的城巿。由此,我突然看到,他們每個人的背上都有一個國家,充滿斑駁的疤痕和疼痛的凹陷。每個人都被自己的根連繫着的地方牽扯着,進入過那條暗黑的隧道,在那裏,或許,吃過催淚彈、面對過瀕臨崩潰的執法者、聽過執政者的謊言,也知道立場相同的示威者也會互相指責、埋怨和背叛,這全都是深藏在人類的習性裏仍未療癒的因子。那些被國家和城巿壓在背上的印痕,成了我們之間共通的語言。

回到旅館房間之後,我在構思一篇講稿。那篇講稿,在飛機起飛前,我已擬了腹稿,但那像一件永遠無法完成的毛衣。在接下來緊湊的行程中,我都在編織那講稿,關於記憶的權利,抗爭與文學。直至座談已結束了,講稿仍未完結,仍然留在我的肚腹之中繼續生長。

寫作一直帶着我走進不一定安全的生活之中。文學讓人在尖銳的經驗裏找到安身之所。我一直對自己說,寫作的人只是一根管道,只要把自己帶到不同的未知的狀況,讓人和事情穿過自己,只要明白生命和自我,都如現實一般都是幻面,身體裏的叙事者就可以發生誠實的聲音。這兩個月以來,有時我確實感到恐懼因誠實而來,卻也因為生出了恐懼,又穿越了恐懼,我感到一種新的自由。即使恐懼,而仍然寫作、發聲、上街或如常生活,那是自己栽種而交在自己手裏的新的自由。

座談結束後,一位中年聽眾帶着憤懣地問我,如何看回歸前港英政府統治下的香港,另一位從大陸來的學生無法藏住鋒利地問我,為何可以把逃犯移交到英美等國,卻要反對送到中國?「說到底,那只是逃犯而已。」她說。

寫作看來像是主動發出聲音,但如果要寫出真誠的作品,必須先要無條件和不帶立場地聆聽。如果面前是一個小說,所有人物都必得站在彼此的對立面,不是為了完成仇恨,而是使世界達到平衡。於是,他們也是組成我的城巿的一部份,而且無法切割。

我帶着許多抽象的禮物,坐上了回港的飛機,重新揹起熟悉的城巿。走出機場,迎面而來是大罷工的例外狀況,那一刻我感到,背上的城巿,有一種令人無法放下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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